我的额头长了块灰色的印记，听人说用金子擦擦就能去掉。在我们顾庄，只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天增家有金戒指，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去求天增的媳妇李婶。
李婶将戒指从手指上捋下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用戒指在我的印记上不停地擦着，嘴里还哼唱着：“金子金子擦擦，印记印记搬家。”直到印记处被擦得火烧火燎般地痛，母亲才将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和李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
母亲回到家里还没做好午饭，李婶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说，大嫂，戒指还用不用?不用就还给我。
母亲惊愕地瞪圆了双眼，端着面瓢的手也在不停地哆嗦着，颤着声说，我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了，你没有看到?
李婶涨红着脸说，沙发上没有戒指。
母亲将面瓢放在案板上，向外面跑去，李婶急忙跟了上去。母亲和李婶将沙发抬到院子里，将屋子角角落落找遍了，也没有见戒指的影子。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明明将戒指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它没长翅膀，不会飞走啊。是鸡叼了?是狗衔了?李婶冷冷地说，这戒指是天增在大桥商店买的，60块，我干一年农活也挣不到60块。
母亲是一步三挪回到家里的，母亲回到家里就将疲惫不堪的身子放到床上，破天荒地没做晚饭，夜里和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就起了床。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大队支书同意父母在窑厂帮着干活。
放学后，我常常跑到窑厂看父母干活。母亲背着七八块砖或砖坯子，身子弯成一张弓。大冷的天，砭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母亲脸上却狼藉地挂着细密的汗珠。在1976年的冬天，我最不忍看的就是母亲洗手了。母亲粗糙的手背上疤痕累累，皴裂的大口子里凝结着暗红的血痂，母亲洗手时常痛得脸上冒汗。
父母在窑厂忙活了一个冬天，终于凑够了60块钱。当母亲将血汗钱捧给李婶时，李婶双眼湿润了，嫂子，我知道你家困难，这钱留着过年吧。母亲笑着说，大妹子，我不跑到县城给你买戒指了，就麻烦天增兄弟买吧。
还了李婶60块钱后，深受感动的李婶求母亲和她拜了干姐妹。李婶搬家到县城时，她还将笨重破旧的沙发送给了我们。
弹指间20年就过去了，我家也像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新置了真皮沙发，李婶送的旧沙发卖旧货也不可能卖掉了，只能当劈柴烧锅做饭了。揭开沙发坐垫，撕掉破破烂烂的绒布，我看到一枚戒指羞涩地畏缩在沙发角落里。
听到我的惊叫声，母亲蹒跚着走过来，双手捧着戒指，禁不住老泪纵横——她又想起了隔着一段长长岁月的1976年的那个冬天。
妻子夺过戒指，利索地戴在手上，一脸兴奋，叫嚷着，好大一枚戒指，能值一两千块钱吧，我也戴上戒指了。
母亲用双手捧着妻的手说，这戒指样式过时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母亲说着就从妻子手上捋下戒指。家里才盖罢楼房，哪还有钱买戒指?妻的脸阴得能挤出水来。
母亲有些为难地看着妻，又看看我，说：“这戒指是别人的。”语调虽轻，却透着坚定。我暗暗用手扯了妻一把，要她适可而止，笑着安慰母亲，“没事，妈，以后我给她买。”妻虽不满，却也没再说什么。
后来，我的70多岁的老母亲进了趟县城，她将尘封了20年的戒指还给了李婶，并坚持着只要回了6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