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是高大伟岸的。她长得高且是个大脚女人，是个典型胶东农家妇女。为支撑一个八口之家，山里地里，风里雨里，家里家外，年复一年地忙忙碌碌，奔波操劳，脸上时常挂着艰辛与刚毅、焦虑与期盼、痛苦与温馨。然而，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那次流下的辛酸而沉重的眼泪，让我永世不忘，至今记忆犹新。
听姥姥讲，母亲先是嫁给一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婚后不久，其夫便离家随军南下，母亲苦苦等了五年，等来的却是一封休书。无奈，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泯灭的企盼改嫁给了我的父亲。
在那个特别贫困的年代，母亲用那坚强的臂膀为一家老小扛起了生活的希望。地里的庄稼，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母亲一手操持着。母亲很能干，生产队里，正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一般五分或六分，我母亲被评为七分；正劳力的男人每年挣三千工分左右，母亲能挣一千八百多工分，再养上一头猪，积一百小推车圈肥，合起来也能在三千工分，一年下来，加上父亲五十多元的工资，勉力维持全家的生活。到年底若能略有结余，过年时我们弟兄几个还能添件粗布新衣或新鞋袜。
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生活再穷再难，作为正劳力的父亲必须吃“小灶”。家里有点细粮，父亲吃，我们吃粗的；有点荤的，父亲吃，我们吃素的。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傍晚放学我第一个回家，先到院子里抱了一些柴草放到灶下，然后去写作业。我和母亲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只要放学回来写好作业后，母亲放工回来，灶上做饭，我就拉着那个沉重的风匣烧火，成了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我刚把作业写完，母亲便匆匆忙忙放工回来，放下农具，草草地洗了把手，就吩咐我烧火，然后进了里屋。
当母亲从里屋出来时，突然朝我吼起来：“你在家干什么事了？”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了一下。母亲见我不答，又严厉地问：“你父亲的粑粑（饼子）让你偷吃了吗？！”
我知道里屋的小筐里放的是父亲的干粮。母亲平日会烙一些饼或者做一些粑粑放起来，热一热就是父亲的一顿饭了。这份干粮我是不敢动的。
“我没有偷。”我老实答。“你还犟嘴！”母亲揪着我耳朵从灶下把我拉起来，朝我屁股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没有就是没有，你赖人。”我不服气地说。“就你一个人在家，不是你，那让狼叼去啦？”我低着头，委屈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转。母亲知道父亲的干粮也不多，少了就要吃不饱，嘴里念叨着：“这可怎么办呀……”便把我撇在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了。一会儿母亲捧着一小瓢玉米面回来，我知道这是向邻居家借的。
“快烧火。”母亲生硬地命令。我在灶下深深地低着头，掉下委屈的眼泪，我受伤的心里一直不服。晚饭后，我提着小马灯，偷偷地进到里屋，四周查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突然发现，在墙旮旯里有老鼠洞，边上有块黄灿灿的东西，我仔细一看是半块粑粑。我喜出望外地拿起来，急急忙忙跑到东屋母亲眼前。
“妈妈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母亲不解地问。“粑粑找到了。”我把半块粑粑捧到母亲眼前，母亲一怔：“在哪找到的？”“在老鼠洞边上。”
那一刻，母亲像一尊雕塑。
许久，她猛然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该死的老鼠呀，真该死……冤枉了，冤枉……”母亲用那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妈错了，妈冤枉了你。”我抬起头仰视着母亲，
她紧闭双唇，呆滞的目光停留在半空，混浊的泪水从母亲的脸庞上缓缓流了下来，滚烫的泪滴砸在我的脸上。我也哭了。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眼神里的内疚与不安，听到了母亲心脏跳动的激烈忐忑，感受到母亲躯体的瑟瑟颤抖，那一刻，许久许久……
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那次流泪和我的相拥，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幼小的我懵懵懂懂，没有太多太深的理解。长大后，当我为人父后，才明白母子情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用质朴与纯真、温暖与爱慕、力量与传承、希望与信任释放着人类情感的精彩。母爱是圣洁而伟大的，是母亲独有的伟大基因，它诠释和涌动着人世间的大爱、大德、大情，我将永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