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跟着国学馆的老师、朋友一起诵读了一遍《孝经》，然后听老师讲“悌之道”，学后有了些思考，记在这里，留着日后反思，也希望能得到和朋友们交流的机会。
悌，有两方面含义，一个就是对待年幼者的体恤、关爱和包容，另一个则是身为年长者要对年幼者承担起责任。悌道，与孝道一起，构成了中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由孝悌思想，衍生出了对领导的忠和敬，对待朋友的仁和义。
人似乎有这样一种本能，对待正面的东西，往往一带而过不求深入，而对于反面的东西则印象深刻，难以释怀。今天老师的一句话，引发了我一系列的思考……他说，反观中国古代史，倡导了几千年的悌道，结果历朝历代的更迭恰恰是一部兄弟间的斗争史。为什么？难道斗争的双方没接受过孝悌教育吗？显然不会。出身名门，家世显赫，不会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兄弟争斗，同室操戈？我也想试图找到答案，让自己不再纠结于此。一时也说不到点子上，姑且信马由缰地写下去，看看能不能理出些思路来吧。
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倒是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为什么人们的印象中，家中的老大往往平庸，而有出息的多数是弟弟们呢？这种现象是否为兄弟之争埋下了伏笔？是否能给出答案呢？来，从头捋捋。
两口子相爱结合，过个一年半载的，老大出生了。这里重点说说第一个是男孩的情况。因为第一胎是女孩，在过去往往不会引起太大重视，精力一般都放在继续造人上，直到第一个男孩出生，这个家庭算是完整了。这第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说太重要了，这叫初为人父（母）啊，育儿经验不足姑且不说，就单说凝结在这孩子身上的情感，我觉得太深了。肯定关爱有加，什么顶头上怕吓着，含嘴里怕化了的，就不多形容了，孩子需要的，那必须无条件实现，这点我相信不分古代现代，对头一个孩子肯定都这样。赶等到第二个孩子来了，我想问题也来了。有人说父爱母爱不是加减法，而是细胞分裂法——意思是说，第一个孩子得到父母的爱是N，第二个孩子也是N，总之对每个孩子的爱是一样的。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最起码从得到爱的时间长度来衡量，他就不一样！从时间的量来看老大咋也多点儿，而从质量来看，小的还是会多点，因为养一个孩子多些个经验，后面的孩子，对其照顾水平还是大大提高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老大开始就有优越感，因为没有人与他分割那份爱，无论是财富形式还是意识形式，但老二就不一样，他生下来就看到自己之前还有一个，自己的存在要么是副产品、要么就形成了竞争瓜分的模式。二以后的孩子，恐怕都会有这种想法。老大说，没有你们，这家什么都是我的，你们的到来让我“义务地”让出了原本属于我的财富。弟弟们说，其实我们来也不是我们的意思，这不父母就把我们生出来了么，你当大哥的能照顾就照顾点，毕竟长子会顺理成章地沾父母很多光，而后面的恐怕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你当然得先把我们答对明白了，答对不明白，好嘞，咱们能者上庸者让。同样的道理，嫡出和庶出也会面对这种情形。因此，家中的众多子弟，在未功成名就之时，就形成了竞争的态势。面对名利，兄弟之争，情理之中。
同时，老大往往很仁厚。因为在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老大往往要成为父母的小帮手，在带孩子、持家方面，老大被动地承担了很多（因为没别人儿承担）。被动化为主动的过程中，老大变得很仁义。而后面的弟弟妹妹则有心计，善钻营。孩子多的时候，弟弟妹妹们知道怎样的伎俩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怎样的技巧可以让父母更喜欢，自己获得更多。而这时，如果一家的主要好处被老大天经地义地获得的时候，小字辈会觉得绝望和不平。和仁厚的大哥分庭抗礼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我想，史书有记载的公侯伯子男尚且如此，平民老百姓能严守悌道吗？悌，很高尚的字眼，蕴含着更为高尚的品格，可为什么五千年来，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风气？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出问题的是少数？
思来想去，我觉得是“世袭”这种规矩打破了社会公平，才引发千百年的兄弟之争。严格的说，上一辈的成就与获得，只代表上一辈人曾经的付出和因此获得的社会认可，跟下一代没有关系。而上辈人为了“严重褒奖”有功之人，给予了他们“泽被后世”的待遇，后代沿袭上一代的官职、继承上一代的土地、无偿占有上一代的财富剩余。请注意，上一代人，在此仅仅有一个，而后代的多寡，取决于这个“上一代人”的生殖欲望和生殖能力，但至少都有一个。也就是说，“上一代”的各种“剩余”是一定面临“分配难题”的。分配问题，中国五千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人善于思想教育，而不善于解决问题。出了问题，先教你如何接受它，而不先教你解决它。所以你会发现中国文化很“圆”，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提出问题，都有相应的经典被搬出来。讲家庭和睦才能社会安定，家庭和睦要事亲、要孝悌，家稳定了社会无碍。而说到社会动荡的时候，又说“不患寡患不均”（语出《论语·季氏》）。家里不说不均的事儿，说礼让孝悌，外头说不均是动荡根源。矛盾！其实是没解决问题。
可能我读的经典较少，很容易断章取义。但历史的事实证明，多少朝多少代，这个问题终究没能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实国外也不鲜见，但是“民主”的概念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基本得到了一点有效的解决。民主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契约，1762年，法国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写了一本书，叫《社会契约论》，这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基石。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世袭的思想，家天下的思想，实际上暗含了人天生就不是平等的意思。于是问题就没法解决。难道我是出生在一个诸侯世家的老二，我就必须看到天下被平庸的大哥低效地统治着吗？人的这种欲望和本能在传统道德中被压抑了，压抑久了就会畸形。对于家、国、天下的“分配”，西方人认为，应该形成一个外部的决策机制。这个机制包含个体本身的利益欲望，但更多的是代表集体理性。所以，中西方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认为“家庭”是社会乃至国家的基础，有其一定道理，但以治家的模式治国，就容易出问题。家内的小民主、小决策无法影响国的大民主、大决策。大范围的决策必须依靠集体理性，而这一集体理性的获得绝非家中老大就能解决的，需要外部契约。
也许我说到这里，基本能够解释孝悌和兄弟争天下的症结所在，治家和治国完全是两个路子。我们学国学，学的是古人留下来的精华，学他们高尚的可以继承的部分。多了解一点，对我们每个人工作生活会大有裨益。而糟粕的东西，我想该摒弃就得摒弃。孝悌之道，更多的是自我的修为和小家的治理。在践行方面，更要结合实际，结合不同人的属性，灵活处理。国学博大精深，但也千沟万壑，误入了一条沟，而不能总揽高处的风景，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