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棋的时候，我们会听有人这样说：“看透莫说透，说透非。”这是劝诫人们不要道破迷局。因为你看出问题，并有清晰的思路下好这步棋，但你是个旁观者，若你为一方指出迷津，可能会落得两处为难；另一方会怪你多管闲事，被指点的一方则怨你自作聪明，所以古人云：“观棋不言真君子。”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如棋盘上的局迷，如果你直言直语，道破玄机，未必会落个“好人”的名声。所以智者懂得话不说破，不说过多赘言；而愚者会直言快语，看似大侠风范，却容易被人视为“眼中钉”，遭打击报复。
智者委婉建议，愚者直白否定
没有人乐意让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之处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暴露，如果一旦曝光，他们就会感到十分难堪或恼怒。某人若当面指出你的如何如何不好，你肯定会大为不快，甚至同他争吵。1971年“9·13”事件，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事对外应绝对保密。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察看现场后，派秘书孙某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同机返回的还有中建公司的一位同志。周总理让符浩同志到机场去接。符浩把孙某接到招待所，而让中建的同志回家过夜，嘱咐他绝对保密。当晚周总理听符浩汇报情况。周总理问：“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符浩答还有中建公司的一位同志，已经回家。没等他说完，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符浩立即答道：“我马上把中建公司的那位同志找回来！”他半夜驱车把中建同志接到招待所，并报告了总理，总理这才放下心来。
古人说：“引而不发，跃如也。”总理的批评方式就起了这种作用。周总理的批评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方式，它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你当过兵吗？难道不知道保密的极端重要性吗？你不应该失去做一个‘兵’的警惕性。”他并不必把全部内容都说出来，对于一个长期共事，有着丰富经验的下级来说，只需要稍微点拨就够了，无须长篇大论开导批评，对方便会全部领会其中的深意，并马上纠正其错误。
人往往在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可以主动自己。但如果有人告诉他错了，他就会反对这种指责，而且不理会别人的意见。通常我们在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某些长处赞扬之后，再去听一些令人不痛快的建议，总是好得多。就好像牙医用麻药一样，病人仍然要受钻牙之苦，但麻醉药却能消除痛苦。
在报告中，张博士虽然也使用了麻醉剂——赞扬，但是他没有任何“铺垫”，直接批评报纸的不足，让感到他几乎是在全盘否定该报纸。而否定显然不符合该报纸的现状，尽管名列当地传媒的次要位置，因为它能生存，就说明它的主办者并非庸才。否定报纸就是否定它的，当然不可能引起的共鸣，相反只能导致的反感。秦始皇吞并六国前，意欲扩大御花园来大量饲养珍禽异兽。这要消耗许多民力国力，可是皇上的命令谁都不敢不听。当时，有个侏儒叫优旃，能言善辩，他对秦始皇说：“好，这个主意很好，多养珍禽异兽，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敌人从东方打过来的话，只需下令派鹿用角把他们顶回去就足够了。”
这种委婉含蓄的建议，使秦始皇从这种谬性中想到必须养精蓄锐以对付可能来犯的种种敌人。秦始皇听从了他的劝谏，收回成命。
直言直语不是一把可以劈荆斩棘的开山刀，而是一把让人心冷并讨厌的双刃剑，许多人都害怕被它刺痛。
小赵是一公司的中级职员，大家公认他的心地“好”，可是一直升不了职，和他同年龄、同时进公司的同事不是外调独当一面，就是成了他的顶头。另外，别人虽然都称赞他“好”，但并不多，不但下了班没有“应酬”，在公司里也常独来独往，好像不太受欢迎的样子。其实小赵能力并不差，也有相当好的观察、分析能力，问题是他说话太直了，总是直言直语，不加修饰，于是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
其实“直言直语”是人性中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大家的特质，因为也唯有这种直言直语的人，才能让是非得以分明；让正义邪恶得以分明；让美和丑得以分明；让人的优缺点得以分明。只是在人性丛林里，“直言直语”却是一种致命伤。
对人方面，直言他人处事的不当或纠正他人上的弱点，这不会被认作“爱之深，责之切”，而会被看作和他过不去；而且，你的直言直语也不会产生多少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堡垒，“自我”便缩藏在里面，你的直言直语恰好把他的堡垒攻破，把他从堡垒里揪出来，他当然不会高兴。所以，智者委婉含蓄的建议在生活的人群中会畅通无阻，而愚者的直言直语则处处遇红灯。
智者不把话说破，愚者单刀直入
远古时代，人们是不穿衣服且过着群体生活，毫无隐秘可言。后来逐渐进化到用树叶、兽皮做衣服遮羞，再后来大家便形成一家一户的，盖起了房子，房子周围盖起院墙，在窗户上用布帘挡住，再后来，文明到连语言也得带上面具的地步，人类的隐私也越来越多。所以在交往中，说话不能太露，话说得太露虽不至于像扒了对方的衣服一样令对方难堪，但总的说来，会使对方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智者在给予批评式建议的时候，不会把话说得太露骨，而是点到为止，给对方留下余地，对方接受批评或建议的同时，还会心存感激之情；而愚者则单刀直入，话锋犀利，措辞激烈，恨不得把对方的皮给剥下来，方显自己高明，这除了给对方造成下不来台的尴尬以外，心中更多的是对愚者的愤恨。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春秋时期，吴王准备攻打楚国，他知道这个会遭到很多大臣们的反对，于是对左右的人说：“谁要是对我攻打楚国发表反对意见，我就让他去死。”因此很多大臣都不敢来指出这个的错误。攻打楚国会给吴国带来很大危害，吴王的宫廷近侍少孺子为了劝谏吴王，想了一个办法。
一天，吴王早起时发现少孺子浑身湿漉漉的，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少孺子说：“我带了弹弓，在后花园闲逛，想打些飞鸟。突然我发现了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情：一只蝉在树上凄厉地鸣叫，喝着露水。蝉不知道有一只螳螂正在它的下方悄悄地向上爬，正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早餐呢！那螳螂伏曲着身子，张着足爪，沿着浓密的枝条，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蝉。可螳螂哪里知道，这时有一只黄雀正藏在不远的一根树枝上，正要展翅飞来啄那只螳螂！黄雀伸着脖子以为很快就可以将螳螂吃到嘴里，哪里会想到这时我正用弹弓瞄准它，它也完蛋了！这三个小东西，都是只顾前，不顾后，它们的处境真是太危险了！而我呢，则因为看到这么精彩的场面，久了，让露水把衣服都沾湿了！”吴王听了少孺子的话，心中猛然警醒，同时也明白了少孺子的一番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攻楚的。少孺子鉴于吴王的威严和其下的命令，不能直接进行批评，于是连用三种动物，比喻其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知祸害就在后面，从而使吴王醒悟并接受了他的批评。正是因为少孺子将批评意见寓于故事中，才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又进了忠言。可见恰到好处地语言应用，是能否达到效果的决定要素。比起少孺子高明的批评艺术，唐代直谏忠臣魏征就显得逊色多了。
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魏征，以人为镜，开创了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堪称善于纳谏的典范。但是魏征的犯颜直谏有时也让他很难堪。
一次，唐太宗要去郊外狩猎，魏征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兴趣正浓，坚持出游。魏征就站在路中央，坚决拦住去路。唐太宗怒气冲冲地返回宫中，见到皇后长孙氏，满脸气愤地说：“朕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皇后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唐太宗惊奇地问：“何事如此行大礼？”皇后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知陛下英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打消了给魏征治罪的念头。魏征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谏臣，他的一片忠心，自是无可非议，不过他所用的方法实在值得商榷。要不是唐太宗宽宏大量，又有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内助，像他那样冒冒失失拦住皇帝去路的，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相比之下，长孙皇后的劝谏方法则高明得多。她没有直接替魏征求情，而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从臣子的刚直与君主的开明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说明正直敢言的忠臣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是在恭维皇帝，自然令他龙颜大悦，满天的乌云也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可见，同样是忠言，顺耳的话比逆耳的话更能让人接受，正如甜药比苦药更受病者欢迎一样。因此，当我们向别人提出忠告时，应尽量避免用逆耳的话刺人、伤人，而应该尽可能多地把它转化成顺耳之言，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面对，忠告往往不能直说，只能委婉含蓄地指出他的缺点。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到苏州狮子林，一时兴起，应当地官员的请求，题了“真有趣”三字。恰好旁边站着接架的新科状元黄熙，他觉得这几个字太俗，有失皇上大雅，于是灵机一动，奏曰：“臣见圣上御笔，笔笔铁画银钩，字字龙飞凤舞，其中这个‘有’字更是百媚千姿。臣冒昧恳请圣上将这个‘有’字赐予小臣。”乾隆阅此三字，方知话中有话，恍然大悟之后，便顺水推舟，改为“真趣”，但又不好意思，故在旁边附一行小字“御赐黄熙有”。
黄熙以曲说隐衷之法，暗示皇上改动题匾，化俗为雅，留下了千古佳话。
有时候，纵使别人错了，如果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就不要急于开口批评、纠正，最好是装“糊涂先生”。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经理正说到兴头上：“经过各位的辛勤工作，今年本部门共创造260万美元的利润……”“错了错了！”小孙冷不防打断经理的报告，“这只是上半年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全年的利润总额已经达到了380万美元。”经理满面通红，尴尬万分，勉强把报告做完，整个会议最后草草收场。结果不出一个月，小孙便被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