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康乾盛世”，诞生了两个盛世伟人：康熙和乾隆。此二人均在位60年，把一个大清帝国治理的风调雨顺，民富国强，甚至连西方殖民霸主、老牌帝国大不列颠(英国)的女王也要屁颠屁颠地派使臣来行朝拜之礼，希望可以通商做生意。
可是人们在看着这两位高高在上、光彩辉煌的帝王的时候，却不知道其间有一个甘于牺牲的雍正皇帝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高扬务实、克勤克俭，康熙的天下就是一个空壳子；如果没有他在位打下的经济基础，乾隆自诩的“十全老人”恐怕就成了“全无老人”了，更别说令其风光无限又诟病不已的“南巡”了。
盛世
为了更好叙述雍正对于康熙和乾隆的重要作用，我们权且古为今用，称之为——大清集团。自康熙8岁就任大清集团CEO，先是除鳌拜、平三藩，把集团内部的元老之争彻底解决；接着又广开科举之门，把并购了大明集团后存在的企业文化差异问题进行了大幅度整合；最后以西征准噶尔、北逐俄罗斯，南收台湾，极度扩大并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垄断市场地位。
表面看去，大清帝国一片太平景象，实际情况却是：集团在连年的高增长后，增长率开始放缓并呈现停滞状态，集团业务也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集团运营成本逐日剧增，集团高管大都抱着守成的想法贪图享乐，奢侈之风盛行。可康熙这位CEO，身体却日渐衰老，已无力再行改革。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了继承人身上，我们的主角——雍正，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重组改制
胤礻真，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继位后年号雍正，素有“冷面王”之称，历史评价其“严酷”，好佛法，坚忍，做事认真而执著。这正是康熙所看重的，只有这般铁石心肠的意志才能面对这么大的大清集团进行革弊创新，面对阻力百折不挠。
针对当时大清集团的积弊，雍正思之再三，提出了摊丁入亩(流程再造)、火耗归公(财政改革)和创立军机处(机构重组)三大方案，从根本上控制住了集团的运营成本。
摊丁入亩，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火耗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由于火耗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大区(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类似于现在政府实行的“费改税”制度。
雍正为了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创立办(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实现了高度集权化下的扁平化管理。军机处，作为CEO(皇帝)的秘书班子，为CEO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旨意。
与创立军机处相伴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类似于内容。由于以前的官方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用人之道
雍正认为，治天下惟管理，管理之道在于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人用好了，激发出了创新和谐的氛围，集团业务自然不用担心。所以雍正在逐步实行上述重组改制的同时，大胆起用新人，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雍正的用人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特点：
1、不要奴才
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雍正把守国法无过错的管理者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高管们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绝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2、不看资格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3、不要为自己做官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尾声
雍正继位时，诺大的一个大清帝国，国库存银不到五百万两。13年后当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经增长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五千万两。与此同时，通过摊丁入亩等新政，实现了人人平等交税，使税收大幅度增加，却没有增加百姓们的负担，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如果说康熙时代是一个大开大阖的时代，打天下。那么雍正时代就是整固的时代，精细化管理，巩固康熙时代的劳动成果，去除积弊，同时休养生息，不扰民，让百姓逐渐富足起来，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强盛。国家强盛了，才有充足的物力、财力面对外部。所以，雍正皇帝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打仗就是打钱粮”，斯以为然矣。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已经廉颇老矣，大多已经把权力移交给第二代掌门。可第二代掌门如何革弊创新，给第三代打好基础，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看看中国二代皇帝们的管理之道，还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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