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高市盈率对周期性股票未必是坏消息，通常这意味着企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不久其情况就会改善，收益会超过分析人员的预期，基金经理将急切地开始买入这只股票。这样，股价就会上升。
由于周期性股票一旦启动便会涨个不停，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可是根据林奇的经验，也因为周期性股票的实质是预期游戏，使得要从它们身上倍加困难，“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买得太早，等不及上涨又去抛掉。”林奇认为自己投资周期性股票的成绩是中等偏上。
在这点上，投资周期性股票类似“赌”大势反转，寻找大底同样充满着艰难和挑战。不过，区别在于，如果你是铜、铝、钢铁、汽车或造纸之类周期性行业中的“内部人”，那么是可以一试这类股票的，而能找到大底并行动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慧眼识股的高手
林奇时代的麦哲伦基金的另一只重仓股房利美也值得一述。
不同股票有不同的买法。有些股票是因为“没什么其他股票好买了，买点这个”；有些是“可能这股票有潜力”，也买了；还有些股票是“现在买入过两天抛出”；有些股票是“替丈母娘买点”的，还有人“替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买的”，有的是“卖了房子买进股票”，甚至“把房子游艇全卖了，就是要买这只股”；最厉害的是“房子游艇全卖了还不算，要叫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也跟着卖，然后拿了钱去买这只股票。”
林奇认为，房利美正是最后的这类股票。
留意美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房利美这家住房抵押货款公司，在1938年由美国国会创建并获得政府信用支持，后来在60年代初实现私有化。其主要职能是购买抵押贷款资产，然后将基金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者。2004年，房利美爆发会计财务丑闻，2005年4月初，老谋深算的格林斯潘一改过去模棱两可的，坚决要求限制房利美和另一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的规模，因为两家公司的规模已接近全国住房贷款的四分之一，它们却在利率和提前偿付方面存在重大风险。
这已不是房利美第一次面临了。70年代，房利美的模式是“短借长贷”，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用这些钱买入高利贷的长期按揭贷款，赚取利差受益。到了80年代初，短期利率跃升到18%—20%，但公司在70年代购买的长期借款利率为8%—10%，利差收益反而为负值，于是股价从1974年的9美元跌到1981年的2美元，并传言即将破产。也就在这时，房利美结束了“短借长贷”的行为，采用了包装抵押贷款，创造了一种“按揭支持证券”然后卖掉的盈利模式。
这样，当时的房利美从中获得了很高的佣金收入，并把利率风险转给了新的买主。
林奇投资房利美的过程十分曲折。他在1997年在5美元建立了头笔仓位，但很快就抛掉它，只赚了一点钱。1981年房利美的股价跌到了2美元，1982年投资市场因公司人和模式的变革，股价从2美元反弹到9美元，这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走势。1983年，房利美真正开始盈利，股价却如一潭死水。1984年底，房利美占麦哲伦基金总资产的0.37%，而股价却跌了一半，从9美元跌至4美元。1985年，林奇觉得房利美的历史负担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增仓至2%，房利美成为进入麦哲伦基金持仓前十位的股票，而房利美的股价从4美元已反弹到9美元。1986年，林奇将房利美持仓量收缩到1.8%，而房利美股价从8美元涨至12美元，公司盈利也从去年的每股0.52美元提升至1.44美元。
1987年，房利美股价震动颇大，这也和当年的股灾有关，股价从12美元升到16美元，后又跌到12美元，再回到16美元，最后在10月份的大暴跌中跌至8美元。这时麦哲伦基金持有2%—2.3%的仓位。
1988年，林奇将房利美增加到基金总资产的3%，而公司每股盈利已达2.14美元
1989年，林奇发现巴菲特也持有220万股房利美股票，便在年底加仓房利美至基金资产的5%，这又是重仓股的最高限额。这年，公司股价终于从16美元涨到42美元。1990年，房利美因海湾战争从42美元跌至24美元，后又涨到38美元。1991年，林奇离开麦哲伦之后，后任经理萧规曹随，仍保持该股票的头号持有仓位，股价则从38美元涨到了60美元。
由于富达公司旗下的其他基金也同样重仓持有房利美股票，结果在整个80年代，它们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在当时，这在金融史上是破纪录的事。
面对今天凄风苦雨中的房利美，林奇会再度出手吗？我们不清楚，可是，从当年林奇的投资房利美的经历来看，他能获得这样的是绝非偶然的。
因为这时，林奇从一只活跃的兔子变成了耐心的乌龟。
确实，林奇对投资房利美的描述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基金经理和投资大师约翰·奈夫的故事。从资历来看，约翰·奈夫是林奇的前辈，他在1964年便执掌威灵顿公司旗下的温莎基金，一直到1995年退休，而一直到1983年，林奇的便是赶超全美第一的温莎基金。奈夫比林奇做基金经理早了13年，却晚离开4年，在3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其投资业绩的每年平均值超过市场报酬率3%以上。从复制效果看，每年3%，只要24年，原本的投资便会倍增。如果投资人在1964年投资1美元，到奈夫退休时已是55.46美元。
奈夫曾津津乐道一个投资故事是有关花旗银行的。1987年，由于JP摩根的股价大涨，让只有7到8倍市盈率的花旗银行显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温莎基金便大举买进，但低市盈率反映了投资人忧虑花旗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放款可能会恶化的担心，而公司的亏损也创了纪录。到了1990年年初，温莎基金买了更多的花旗股票，仍与市场舆论逆向操作，那一年，花旗的股价是14美元，温莎基金的平均持股成本是33美元，而且在所有温莎基金投资的股票中，只有花旗的盈利不如预期，奈夫反而在这时加仓，这是需要勇气的。
1991年，花旗已使市场绝望，人们开始破口大骂。《商业周刊》把花旗形容为“噩梦”，《机构投资人》在报道花旗的文章中插有全页死鱼的照片，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到1991年底，花旗股价只有8美元。
温莎基金此时持有2300万股花旗，有5亿美元资产被套，但奈夫自称“压根儿没想到在报酬率令人满意之前卖出持股”，花旗盈利很快将上涨回升，枯木逢春。1992年初，花旗盈利和股价果然明显回升，到年底，温莎基金竟反败为胜，在花旗股票上有了利润。
奈夫和林奇回忆起来如此细微乃至有点沾沾自喜，是因为反向投资或逆势操作有极大的风险，并需承受沉重的。更何况执著和固执在绝大多数时候难于区分，甚至它们是一种现象的两种描述而已。所以，在事后我们得记住这只勤奋的而且幸运的兔子的一番忠告：
“流行的说法是‘利空买入，利好卖出’，这话可能会产生误导。出利空消息时买入股票可能会造成惨重损失，因为坏消息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在听到英格兰银行的利空消息之后买入，而眼睁睁地看着股价从40美元跌到20美元，又从20美元跌到10美元，再从10美元跌到5美元，从5美元跌到1美元，最后跌到0，吞掉了他们100%的投资呢。”